20世纪发生了许多与生命相关的重大事件: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盟军诺曼底登陆、美国在广岛爆炸、全球八大环境污染事件等等。然而,人们至今还惦记着战争中死去的英雄,抑或无辜的战争死难者。但是,那些被污染夺取的众多生命很快就被遗忘了。今天,漫步在伦敦街头,或者宾夕法尼亚的多诺拉(Donora)小镇(今天已经变为城市)上, 陶醉在繁华和优美的城市风光之中,你很难想象这里曾发生过大范围的“谋杀”,这些“杀手”不是来自穷凶极恶的暴徒,而是一群道貌岸然、大腹便便的有名的公司家和跨国公司的老板。
令人神往的财富怎会和肮脏的污染联系起来?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为了让环保人员拿出所谓的“证据”,那些大规模的公司、跨国集团、甚至政府官员竟然相关勾结,采取拖延、撒谎、欺诈、甚至雇佣所谓的“专家”来挑斗专家。我们在教科书里,虽知道了多诺拉“杀人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伦敦烟雾等恶性环境事件,但鲜有人知道事件的真相;更不会知道为叫停汽油抗震剂四乙基铅,科学家和跨国利益集团展开了围绕所谓“直接证据”的长期斗争。当“证据”终于摆在他们面前时,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丧失了。这些曲折而沉痛的故事,正是美国环保作家戴维斯,在其近作《浓烟似水:环境骗局与环保斗争的故事》一书中所披露的“铁幕”。
面对多诺拉小镇上滚滚的浓烟,以及失去亲人的痛苦,戴维斯决心为死去的亲人讨个公道。她学有所成后即投入了对环境事件内幕的取证,用大量的证据向人们发出了一次又一次的警告。
烟雾事件后,很多年来,多诺拉的山坡上除了泥土,什么都不长。今天,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在原炼钢厂附近竖立了墓碑,记录了宾夕法尼亚烟雾事件的简要经过:“1948年10月下旬,一场大雾笼罩了这个山谷,并持续数日,大雾变成了有刺激性的烟雾,致使20人死亡,数千人患病。直到10月31日,多诺拉锌厂关闭了它的炉子,几小数后,一场大雨彻底驱散了烟雾”。
但是,对这个记录,戴维斯并不感到满意。烟雾事件后那几个月死亡的50人没有计算在内;接下来的人,包括作者强健的舅舅、外婆、姨妈,当时虽没有被杀死,后来却被心脏病、癌症夺取生命的数千人没有被计算在内。她的这个“较真”,并不是要当年工厂老板的后代偿还什么,她仅仅是表达这样一个信息:当老板们理直气壮地向居民索要的直接“证据”最终拿到的时候,代价竟然是如此之惨烈。
1952年12月到1953年3月,发生在伦敦的“杀人雾”,夺取了至少7000人的生命。然而在此之前,谁也说不请那场可怕的大雾要了多少人的性命。在当时,伦敦的所有医院挤满了气管病和肺病患者,死亡笼罩了这个城市。可就在同时,那些煤炭和煤气公司老板却将那些不正常死亡说成是一场隐秘的流行性感冒,依然在做着生意。而实际上监测出来的空气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比正常年份高了3-10倍,他们还要你出示“直接证据”呢。
他们要的证据是什么呢?无非是更多的死亡而已。等大量的事实终于摆在面前的时候,那些有钱人早卷包走人了;他们“御用”的文人也“王顾左右而言他”了。戴维斯在她的书中披露到,Ethyl公司在当时宣传其产品――汽油抗爆剂四乙基铅的时候,只字不提铅这个字眼,反而用一美女做广告,鲜红的嘴唇里,吐出的是挑逗的语言――“搭上我,让驾车的快感代替‘爆震’吧”。后来,哈佛大学的女教授、外科专家哈米莉坦(Hamilton)公布了四乙基铅对试验动物产生的伤害结果,指出四乙基铅会引起脑损失、畸形甚至死亡,并对人体产生极大的危害。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铅中毒事件。但是,美孚石油公司拒绝承认,与科学家打了25年的官司。现在,全球停止了四乙基铅使用,但是在这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谁也说不清多少生命被夺去了。在整个20世纪,美国烧掉的汽油中估计含有700万吨铅,贡献了20年代以后大气中铅增长量的90%。而在四乙基铅最畅销的时候,石油公司聘用的科学家却认为汽油排放的铅微不足道,他们对于科学家采集土壤和空气样品,测定铅含量的做法“嗤之以鼻”,大加嘲讽。
如果说仅总结历史上的污染事件,以警示后人是戴维斯编写此书的目的,那就大幅度的降低了戴氏追求的环保目标,她依然在为揭露身边的环境污染而奋斗。她指出,今天那些大公司,如IBM、杜邦、道氏化学公司的一些行为,依然不自觉地向环境排放污染;甚至为保护他们的产品,而牺牲员工的身体。如电子产业为保护极薄的电脑芯片免受人发、皮肤屑、头皮屑的污染,工人们得从头到尾,穿上一种薄如细纱、白如宣纸、防静电的工作服。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40多种常用化学品会通过工作服进入工人的皮肤,肺和血液。许多化学品,例如苯、石棉和有机氯化物,能够使动物和人类致癌,这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广为人知了,但今天依然在使用着。
发生的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事件,最终促进了重大的法律变革,这对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我国有很大借鉴意义。宾夕法尼亚的那场“杀人雾”,将美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空气污染上来,它的一个遗产是促成了《联邦空气净洁法》的诞生。在我国,各种恶性环境事件不断出现,有的形成严重的社会或政治事件,对这些污染,我们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同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公民也有权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企业赚钱不能侵占了老百姓这个基本的权利。专家们要为那些因环境污染屈死的平民讲公道话,而不能用一句“谁让他不幸生在中国呢?”,将责任推倒死者身上。毕竟,生命才是无价的。
从《寂静的春天》到《浓烟似水》,书的作者都是女性。卡尔逊是著名《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她是第一个对DDT引发食物链污染提出警告的海洋生物学家;为使公民免受四乙基铅伤害的哈佛大学教授哈米莉坦也是一位女性。无独有偶,在中国,为保护怒江而奋争的汪永晨、“地球村”的廖晓义、关注城市居民区环境并埋头实干的李皓博士,也都是女性,她们仅仅是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出色女性的少数代表,还有更多的女性加入了环境保护的行列。从国外到国内,女性最早呼吁环保,是她们特有的细腻和敏感?还是她们固有的善良心?在铁的甚至是血的污染事实面前,那些利益集团依然要我们柔软的女性提供证据,其做法让那些“麻木者”的七尺男儿脸面往那里搁呢?
如果说卡尔逊是最早就人类环境污染发出警告的人,那么事隔五十年之后,戴维斯是为地球公民环境维权的真正勇士。她的话耐人寻味:咱们不可以等到建筑物和桥梁倒塌时来对其做加固并检查其安全性;咱们不可以等到轮船快要沉没时才想起救生衣。当财富是以杀人的环境污染为代价攫取来的时候,当是人类抛弃财富的时候了。